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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天晚上，母亲问起离婚的事。

“你真想好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别因为生气离，也别因为心软留下，你就问自己，以后还能不能信她。”

我沉默片刻。

爱意或许没有彻底消失，可婚姻不能只依靠旧日的感情。

下一次公司和家庭发生冲突时，我不知道沈若会怎么选。

更重要的是，我不愿再赌。

“不能了。”我说。

三天后，律师正式提交离婚诉讼材料。

沈若收到通知，当晚给我打来电话。

“你一定要把夫妻间的事闹进法院？”

“是你拒绝协商。”

“你就一点余地都不留？”

“我已经留了六年。”

她久久没有出声。

最终，电话被她挂断。

那晚我看着窗外亮到深夜的灯，心里并没有胜利的感觉。

我只是终于停止等待。

公司的财务审计持续了两个星期。

结果出来后，沈若没有再提出异议。

那天下午，公司财务通知我，沈若已经要求他们优先归还个人借款，并撤回对提成的争议。

她没有打电话解释。

只是让律师传来一句话：“股权和离婚财产，可以重新协商。”

我知道，这意味着她终于不再试图用公司拖住我。

母亲出院那天，沈若开车来了。

她没有提前告诉我，只安静地帮母亲收拾衣物。

母亲没有拒绝，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留她吃饭。

回到住处后，沈若把行李送进门，忽然问：“妈，这些年，他是不是过得很累？”

母亲看了我一眼。

“他不爱和我说，只是每年春节都说，明年一定回来。”

沈若低下头。

母亲继续说：“创业时，他把他爸留下的一部分家产处理了。”

“我当时不赞成，可他说你一个人撑着公司不容易，他认定的事，我拦不住。”

“我知道他卖过东西。”沈若声音发涩。

“我以为公司稳定后，可以慢慢补偿。”

我妈只沉默了一秒，说道：“总觉得以后来得及，最后就什么都来不及了。”

沈若没有反驳。

临走前，她对我说，愿意把诉讼转为协议离婚。

我们一起去申请离婚登记，拿到三十天冷静期通知。

走出办事大厅时，沈若问：

“如果我取消所有特殊待遇，再把公司的制度改好，我们能不能重新开始？”

“你确实应该纠正公司，但不是为了我。”我点头答道。

“我只是想知道，有没有可能。”

我停下脚步看她。

“沈若，我以前等的不是你收回一辆车，也不是补给我三万。”

“我等的是你把我当成一个会累、会难过的人。”

她眼圈微红：“我现在知道了。”

“可我已经不想等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