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赔偿款到账后，父亲拿出一部分，在老城区租了一间小门面。

他开了一家劳保用品店，卖手套、安全帽、雨鞋和护膝。

门口立着一块歪歪扭扭的木牌：

工友欠薪材料不会弄，免费帮忙。

父亲识字不多，便先把材料收着，等我下班回来一起整理。

遇见家里困难的工人，他会先赊一双手套，嘴上却总说：“记得给，不是白送。”

他的膝盖遇到阴雨天还是会疼。

坐久了站起来，要扶一下柜台。

可再有人问起职业，他会大大方方地说：“以前在工地绑钢筋，现在卖劳保。”

那天下班，我在店门口看见傅临川。

他拎着父亲那把旧电钻，外壳换过，电线也重新接好了。

父亲接过来试了试。

“还能用？”

“换了转子，能用几年。”

傅临川没有再叫爸。

“许叔，以前对不起。”

父亲低头看着电钻。

“你现在知道工钱不能欠，是好事。”

傅临川眼里浮起一点亮。

父亲又补了一句：

“可我闺女受的那些罪，不能拿这个抵。”

那点光慢慢暗下去。

“我知道。”

这一年里，有人说傅临川离开了嘉衡，也有人说他仍留在建筑行业，只是不再碰沈家的项目。

我没有打听。

他后来是不是变好了，做过多少正确的事，已经与我无关。

父亲进屋下面。

店门口只剩我和傅临川。

他看着我，沉默很久。

“最近好吗？”

“挺好。”

“胃还疼吗？”

“很少了。”

他点点头，没有像过去那样拿出药，也没有再问我身边有没有别人。

街对面，下班的工人排队买盒饭，安全帽上都落着灰。

傅临川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。

“念安，我以前总觉得，把大事做成，牺牲几个人也没办法。”

他停了一下。

“后来才知道，被我放在后面的人，也只有一辈子。”

我没有接话。

他也没有再问能不能重新开始。

临走前，他只说：“保重。”

父亲在店里喊我。

“面要坨了！”

我应了一声，转身走进灯下。

桌上摆着两碗西红柿鸡蛋面。

父亲把完整的荷包蛋夹给我，自己碗里只剩几块碎边。

我又夹回去一半。

他立刻瞪我。

“你上班比我累，多吃点。”

“您腿还疼，您吃。”

我们为半个鸡蛋推来推去，最后都笑了。

窗外人来人往。

傅临川已经走远。

父亲偶尔还会提起那三万八，说自己为了那点钱受了太多罪。

我总会纠正他。

那不是“那点钱”。

是他十一个月凌晨五点起床，是每一双磨破的手套，是一个干活的人本来就该得到的尊重。

那三万八没有买断父亲的尊严。

它只是让我看清，有些门走出去以后，灯才真正亮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