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慰问会前夜，未婚夫的嫂子看中了我父亲留下的西洋怀表。

她想让儿子戴着它上台撑场面。

我不肯，她便把我锁进机械厂废弃的防空洞。

暴雨灌进通风口，积水一点点漫过我的腰。

未婚夫郑建安就站在铁门外，听着我拍门求救。

“大哥是为救我牺牲的，我欠他一条命。”

“你爸都死三十多年了，一块破表借给小宝戴戴，又不会少块肉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肯点头，我什么时候放你出来。”

后来我从通风井爬出去，摔断两根肋骨，昏迷了一夜。

醒来后，郑建安却已经拿走怀表，亲手戴在了何秀兰儿子胸前。

他说我无父无母，沈家早就没人了，闹到哪里都没用。

我忍着疼，扶着医院墙壁走到传达室，拨通了一个三十年没打过的号码。

半小时后，江北的天，变了。

一九八四年七月，江北连下了三天大雨。

红星机械厂的红砖围墙被雨水冲得发黑，广播站从早到晚播放着慰问会的通知。

我回家取父亲的怀表，发现装遗物的木匣子被人撬开了。

何秀兰坐在我的床边，手里捏着那块怀表。

小宝站在她面前，正央求她替自己戴在脖子上。

“妈，郑叔叔说了，只要我戴着这个上台，全厂人都会给我鼓掌。”